一些人辭職是因為不適應官場文化,另一些人則因為找不到上升空間公務員的生活並不困難,只是沒有那麼富裕而已公務員只是千萬職業中的一種,既不該被過度高估,也不該被“妖魔化”,成為腐敗、高福利的同義詞
  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,全國範圍內共有逾140萬人通過報名審核。其中,競爭最激烈的職位的考錄比高達6980∶1。“公務員熱”依舊持續高溫。
  不過,在眾人打破腦袋要擠入“圍城”的同時,也有一些人作出了“逆向”的選擇:“花4年考上公務員,乾1個月辭職”、“公務員辭職潮來了”、“深圳公務員‘降溫’,去年231名公務員離職”……
  選擇“去”或“留”原因何在?公務員的職業形象是否被過度抬高或“妖魔化”?“圍城”內外分別是怎樣不同的職業生涯?近日,記者採訪了不同崗位的青年人,試圖瞭解他們眼中這份職業的優勢與劣勢。
  很多人當公務員是被福利所吸引
  如果將公務員比作“圍城”,邵新明(化名)就屬於“城裡人”。他是某中央國家機關的一名副處級幹部,工作地點位於北京三環以內。“收入很固定,每月工資5000多塊,還有一些零散的福利,比如平時在單位吃飯花錢很少,一日三餐也就花十來塊錢。中餐是自助的,涼熱菜加起來有十幾種。早餐是五六個涼菜,每天都會有新花樣,平均兩三塊就能管飽。飯菜不錯,一般新來的同事,都會胖幾斤。”他調侃道。
  2013年,隨著中央多次出台禁令,嚴格約束官員吃請,邵新明也感受到了細微的變化。“往年,春節前都會有地方來的人要求宴請,今年沒有了。現在連同事、朋友之間的聚餐都儘量避免。單位附近的餐館黃了不少,生意至少減少了一半以上。”
  不過,對於網絡盛傳今年“公務員年終福利大縮水”,邵新明說:“這倒沒什麼變化。我們每年都沒有年終獎一說,但有13個月的工資。所謂隱性收入,不是指年底發一大筆錢。公務員工資是走財政體系的,一般單位不會在這個節骨眼上出問題。真正的福利優勢體現在分房、解決職工或配偶戶口這類問題上。”
  據他瞭解,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同學和朋友分房一般有以下幾種情況:一種是直接分給機關的經濟適用房,職工再以經濟適用房的名義和價格拿到住房;第二種是有些單位會集體購買商品房,以變通的方式,按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職工;第三種是一些單位能拿到北京當地包括兩限房在內的政策房,以此作為職工福利;第四種是單位歷史上遺留下的一些房子,分配給內部職工。
  “這部分福利是吸引很多人擠入中央國家機關梯隊的原因。跟我們相比,基層和地方公務員是比較辛苦的,一方面收入較低,另一方面也沒有分房福利。”他說。
  不過,雖然這份工作光鮮、穩定,並能解決住房問題,這些年,邵新明身邊仍然有不少同事選擇“挪窩”。“有些人比較現實。比如,一般工作5年左右,就能分到房子、配偶拿到戶口了,眼看晉升無望或發揮不了自己的特長,不少人都在這個時間點離職。”他說。
  “誰能為了安穩壓抑一輩子個性”
  雖然這樣的選擇有些“投機”,但邵新明表示理解。“每個人都有理想抱負,不是誰都願意安逸、穩當地過一輩子。公務員系統的管理方式和體制外的其他單位確實不同。對不少年輕人來說,習慣於論資排輩、安於現狀、不出頭、不要太有個性,還是挺難的。”他說。
  有時,邵新明替剛入職的大學生擔心。“比如,有的年輕人有創新衝動,或者愛向領導提意見。第一次領導可能很高興,覺得年輕人有想法,第二次、第三次也能容忍,但時間長了,就會有看法,同事也會議論。慢慢地,年輕人就什麼都懶得說了。機關領導更喜歡守口如瓶、守紀律、講政治大局、聽組織話的人。”他說,“公務員崗位對個性和自由度存在限制,與年輕人倡導獨立、自我、愛創新、有激情存在一定矛盾。”
  邵新明認為,一些人辭職是因為不適應官場文化,另一些人則因為找不到上升空間。
  他說,如果順利的話,從科員晉升至副主任科員要3年,再晉升至正科級還得3年,再到副處級需要5年。“也就是說,在有‘位子’的情況下,一個大學畢業生成為處級幹部的平均時間是11年。但還有很多意外情況,比如上級領導遲遲不晉升,你就很難再有發展。還有的領導已經是副局級幹部了,但卻不願放權,要再兼任一個處長,這樣一來,就多占用了一個晉升名額。這11年,往往是一個人最黃金的時期,是否該耗在仕途上?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”他說。
  他認為,20多歲剛來單位,打打雜、跑跑腿是應該的。可是30多歲之後,很難再有這樣的活力和心態。這時必須有新的崗位、更好的平臺,否則就會遭遇發展瓶頸。
  4年前,邵新明身邊就曾有一名同事因此選擇離職。“當時他已經是處級幹部了,後來去了一家知名國企,待遇比現在好很多。”同事的離職對他的觸動很大。“原來總以為公務員是個‘金飯碗’,其實,沒有完美的職業,重要的是清楚自己要什麼。”
  邵新明記得,這位同事告訴自己:“如果當公務員只為求安穩,那麼誰能為了安穩壓抑一輩子個性?即使硬挺下來,也不會快樂。”邵新明回憶道。
  這些年,邵新明身邊有多位同事調動或離職。“粗略算算也近10人了。雖然離職的比例不高,但每年都有人走。有的調去地方,據說成了小領導;有的調到了專業興趣更對口、有上升空間的其他中央機關;有的去了央企、民企,待遇很好,還能進入管理層。”
  不過,到了30歲出頭的年紀,邵新明坦言自己“已經沒有了辭職的衝動”。“這和我的性格有關,我比較保守。我覺得自己還有晉升空間,對目前的待遇、政治地位也比較滿意。出去說自己是國家機關公務員,還是挺有面子的。”他說,“而且這份職業能接觸到很多高層信息,這些優勢是一般職業沒有的。中央國家機關大都有共建學校,職工子女教育條件比較優越,這也是很現實的問題。任何職業都不可能完美,公務員也一樣。”
  “誰會輕易辭職?至少我沒有這個勇氣”
  河北省張家口市下屬某縣縣委幹部張浩(化名)也在這個春節前夕感受到了“官場”的一些變化。“往年過節單位多少都會發點福利,比如米、面、油之類的生活用品,年前還會發掛歷、購物卡等。平時也不定期地發放水果券、蛋糕券、加油卡之類的。不過今年,什麼都沒發。”他說。
  張浩說,像公務員這類拿“死工資”的職業,年終獎並不體現在工資上。“以前主要是發一些生活用品,今年以來,因為中央不斷加大管理力度,這塊的福利有所縮減。”
  張浩在該縣委工作已有兩年,目前仍屬於借調身份。“平時我沒有非常清晰的工作範圍。基本上是哪個部門缺人手了,我就會頂上去。所以,還談不上對自己的職業有什麼規劃,而且,仕途發展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。”他說。
  雖然同樣位列基層公務員梯隊,但張浩表示“不同的地區、部門、崗位的區別挺大”。“比如稅務和城建部門的福利一般比較好,因為手上有實權。基層公務員本來福利就不算多,所以對我們的影響很有限,工作狀態沒有太大變化,也談不上因此而辭職。”
  他認為,相較於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,基層公務員的福利水平應該屬於中等偏下。“我不是張家口本地人。要在當地買房或者租房,結婚生小孩,一個月就那三四千塊錢工資,經濟壓力肯定是有的。”
  他感覺到,身邊不少同學的收入已經逐步超過了自己。但羡慕歸羡慕,一番糾結過後,張浩還是選擇“堅守”。“出去闖盪可能效益高,但風險也大。相比較而言,公務員還是很穩定的,基本能實現旱澇保收,不過也別指望掙大錢。現在考公務員還是很難的,誰會輕易辭職?至少我沒有這個勇氣。”
  在北京周邊某基層崗位工作的劉雲偉(化名)也有類似的處境。“以前趕上過節,都會有1000塊錢過節費。平時發點水杯、毛巾、香皂,年底會發台歷、水果之類的。我當公務員5年了,一直在這個崗位,這些年沒有什麼變化。不過,自從中央出台八項規定後,這些福利都取消了,今年還沒怎麼發過東西呢。福利分房我們肯定是沒有的。”他說。
  對自己的生活水平,他概括道:“目前還和爸媽住一起。養孩子有壓力,所以一直沒要孩子。夫妻倆人生活開銷足夠了。我們也屬於夾心層,兩限房不夠標準,商品房買不起,所以在單位附近租了一套房。”
  他也認為,基層公務員收入應屬於中下等水平。“我工資4000元出頭。基層工作量大,難度也不小。居民訴求越來越高,比起坐在辦公室的公務員,我們不算輕鬆。”
  他個人認為,對於公務員群體的探討,應當有更為細化的描述。“基層的、中央的,發達地區的、偏遠地區的,坐辦公室的、一線的……如果沒有這些細化的分類,只說公務員群體優劣勢,意義不大。”“現在不少人都喊著要辭職。可能最近對公務員管理比較嚴格,一些人不舒服了。公務員的生活並不困難,只是沒有那麼富裕而已。”劉雲偉說。
  雖然說起自己的職業,劉雲偉多少有些抱怨,但他表示“並沒有勇氣辭職”。“我也聽說有的人,自己做買賣或去外企、民企,掙了大錢。但真到了自己,總是少點勇氣。一想到辭職後可能面臨的各種困難,就下不了決心。現在雖然掙得不多,但也不至於挨餓。如果回到幾年前,也許我會有不同的選擇。”
  “沒必要非得擠這一條道”
  王娟(化名)曾經是一名大學生村官。在北京密雲任職的那段時間,她負責村裡的文字和黨建工作。她告訴記者,當初選擇這個崗位,主要是想等待機會,進入公務員隊伍。
  作為一畢業就扎根基層的學生,她沒有感到不適應。“我和村民關係挺好的。他們吃什麼我就吃什麼,平時儘量多瞭解村裡的事情。一來二去,和很多人都成了朋友。大家對我的評價還不錯。乾基層工作,群眾關係很重要,千萬不能‘端著’。”
  不過當周圍人一致認為王娟將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名公務員時,她的職業方向卻來了個“大逆轉”。
  “在村官的崗位上幹了大半年,我漸漸意識到一個問題。即使將來當了公務員,性質應該和現在差不多,就是做一些事務性工作,這和我大學專業關係不大,其實哪個專業的人都能做。”王娟說。
  大學四年,王娟學習的是農業技術相關專業。當初決定當村官,也是認為這裡和專業對口,應該有大展拳腳的機會。
  “事實上,我很難從事具體工作,大部分時間只能在辦公室打轉。這樣的職業和我的最初設想差距太大。”她告訴記者。
  讓王娟調整職業方向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。“目前,大學生村官轉公務員有嚴格的限制條件,對於專業和工作經驗有明確的規定。北京要求在村官崗位工作夠3年,才能轉公務員,還要經過考試。可以說,這條路也是一根獨木橋。”
  在這段過程中,王娟不斷和身邊的朋友比對。“後來發現,很多同學在村官崗位工作後,並沒走上公務員這條路,而是去了國企或者上市公司,收入不錯,也和專業關係密切。所以,沒必要非得擠這一條道。”她說。
  經過一番權衡,一年後,王娟選擇了一家農業技術公司。在新的崗位,王娟最大的成就感來源於自己的“不可替代性”。“這份工作對專業知識有要求,不是農業出身真乾不了。”她說,“比如選種、栽培方面最新的技術成果,我要手把手地教著農民。比起在辦公室里敲敲鍵盤、複印文件,我覺得更有趣。”
  此前,《新京報》一項調查顯示,受訪者中84.1%的人曾想過報考公務員。在報考原因中,福利待遇好、工作輕鬆穩定、有社會地位占據前三位。而真正將公務員當作“職業理想”看待的,僅占三分之一。
  王娟看到的情況也大致相同。“我們班大部分同學都考過公務員,幾乎全是衝著穩定、高福利去的。”王娟說,“可是,讓我耐著性子走仕途,有點折磨人。相較於穩定,職業的發展空間和激情對我更有吸引力。現在的工作,誰負責的村子畝產最高,誰的業績就好,回報就高,更適合我。”
  在新的崗位,王娟結識了不少朋友。“我幫農民解決了問題,他們很感謝我。節前一個河北老鄉還給我拜了早年,說來年給我帶點特產。目前,國家的農業技術推廣工作還不充分,很多前沿技術都沒推廣起來,這個領域的發展空間一定很大。”
  “公務員只是千萬職業中的一種。既不該被過度高估,也不該被‘妖魔化’,成為腐敗、高福利的同義詞。”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,“對於青年人而言,在選擇進入公務員體系時,首先應該評估自己的個性、需求。如果一個國家大量青年人都以安穩、舒適作為求職的第一要素,並不利於社會的發展。”
  對此,莊德水錶示,伴隨著中央出台一系列禁令、規定,“官”不再好當必然是未來的大趨勢。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推進公務員聘任制了。年輕人需要調整就業思路:不要因為社會對公務員的“冷”或“熱”而影響自己的人生,應該以更平常的心態面對自己的職業。
  (《中國青年報》)
  (原標題:逃離還是擠入“圍城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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